发挥医务人员健康科普主力军作用（无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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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谭先杰团队创作的《话说生命之宫》（上下卷），荣获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是该奖项中唯一的医学科普著作。
一粒药、一根针，可以治病；一本书、一堂课，亦可救人。《话说生命之宫》（上下卷）围绕子宫这一孕育生命的重要器官，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相关健康知识，包括孕期保健、分娩指导、产后康复、宫颈病变、科学避孕、妇科肿瘤防治等。在谭先杰的门诊，常常有患者拿着这本书来表示感谢，因为看了这本书，才在早期发现了疾病。谭先杰说：“一个医生医术再高明，一天至多做四五台手术，或者看100个患者，而一本好的科普书籍、一档好的科普节目，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受益，甚至可以救命。”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开展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持续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从今年6月起开展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其中，加强健康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是重中之重。例如，用好用足现有的健康教育和健康科普工作激励政策，让更多医疗卫生人员享受到绩效考核、课题申报、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制度保障，更愿意投身健康教育和健康科普。
医学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医患之间往往存在“信息鸿沟”。很多医学常识，对于医生是“老生常谈”，对于患者却是“闻所未闻”。事实上，任何疾病都是预防大于治疗，健康科普可以让疾病防治的阵地前移下沉。从这个角度看，医生做科普和做手术同等重要，都是治病救人。因此，医务工作者要树立大卫生大健康观念，把做科普列为“必选项”，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各级医疗机构要充分利用人才优势、专业优势、资源优势，引导医务人员在日常诊疗和平时工作中向患者、向公众宣讲疾病预防保健知识。例如，广东省中医院组建了一支由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岐黄学者等组成的健康科普传播队伍，构建自媒体科普平台，把深奥的医学道理讲得通俗有趣，让老百姓“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提升了健康科普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健康科普越来越受到百姓的关注，但网络上的健康科普内容鱼龙混杂、真伪难辨，极易误导公众。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健康科普工作仍有差距，如学术主导不够、规范管理不足、知识零散破碎等，其关键原因是专业权威医生参与度不高。因此，要发挥好国家和省级健康科普专家库的作用，规范健康科普信息发布与传播，尤其是加大对不良健康科普信息的监测力度，及时澄清虚假信息，坚决谣言传播，提高健康科普的科学化、专业化和精准化水平。同时，强化多部门联动，广泛传播优质权威健康科普作品。对于影响力大、传播范围广的不良信息，及时处置辟谣，净化健康科普网络环境。
如何才能调动广大医生做科普的积极性？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激励机制，营造良好氛围，厚植健康科普创新土壤，鼓励医务人员在健康科普工作中积极作为，进一步增强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投身健康教育的专业性、主动性、创造性。例如，上海市将医务人员的健康科普代表作品列入高级职称的晋升标准，并通过健全组织体系、建立激励机制等多项举措，充分发挥医疗卫生机构“健康科普主阵地”和医务人员“健康科普主力军”的作用。
健康中国，医者先行。既能做手术，也能做演讲；既能做科研，也能写科普。这是新时代对医务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建设健康中国，需要更多医务工作者加入健康科普队伍，倡导健康新理念、培育健康新文化、引领健康新生活，让人民群众重视健康、维护健康、享受健康，真正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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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体系的研究（一）：医疗中的信息问题
刘劲、于艾琳 长江商学院 2024-04-11
医改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承载着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期盼。在庞大的医疗体系面前，患者与医生的距离那么近，又那么远。
医疗体系中存在哪些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搜索问题？如何破除医疗体系中的信息壁垒？哪些国家的实践可被我国借鉴？长江商学院刘劲教授、于艾琳研究员在最新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要建立一套现代、高效的医疗体系，解决医疗体系中的信息问题，是第一等的要务。
刘劲
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
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要建立一套现代、高效的医疗体系，光有先进的药物、高超的医术、发达的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医疗是一套服务体系，服务目标是老百姓最重视的民生—健康；但同时又因其具有高度复杂性，信息问题严重，常常让老百姓不知所从，得不到合理有效的服务。因此，解决医疗体系中的信息问题，是第一等的要务。
01
医疗中的信息不对称
由于医疗本身的专业性，医疗领域天然存在高度信息不对称。在患者、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的博弈中，医疗机构有极大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使医疗机构有能力一边鱼肉患者、一边诓骗医疗保险，这实际上是全球医疗体系的通病。
首先，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医疗机构和医生拥有专业知识，使得患者在面对诊断和治疗方案选择时处于劣势。医生可能会滥用他们的专业权力，推销不必要的医疗检查、手术或药物，从中获得不正当的经济利益。患者往往难以判断医生诊疗方案的合理性，只能依赖医生的建议来做出决策。
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常出现“过度使用”和“未充分使用”药物及医疗服务的情况。
美国有高达70%的子宫切除手术、西班牙有1/4的膝关节置换手术、中国有超过50%的抗生素使用，都是“过度使用”和“不当使用”的医疗行为。这不仅给广大患者造成了伤害，还严重浪费了宝贵的医疗资源。
其次，医疗机构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医疗机构和医生掌握关于患者病情和治疗方案的详细信息，而保险公司则通常依赖于医疗机构提供的信息来评估赔付的金额。医疗机构有动机夸大，甚至编造患者的病情和治疗费用，以获得更高的保险赔付。同时，保险公司缺乏验证医疗机构诊疗资料真实程度的能力，更有甚者可能会联合医疗机构敲诈患者，这导致过度诊疗和医疗保险欺诈频发。
美国医学协会一项针对2000多名医生的调查显示，高达20.6%的医疗服务是非必要的。根据2018年美国洗钱风险评估报告，医疗保险欺诈是美国非法资金的最大来源，每年产生超过1100亿美元的非法收益，占美国所有非法收益的1/3。
过度诊疗和医保欺诈的影响不仅发生在美国，在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中国也广泛存在，给全球的医疗体系带来沉重负担。
无论在市场导向的医疗系统还是公共导向的医疗系统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都存在。医疗领域的成本和费用结构非常复杂，这又必然导致医疗行为的价格和质量的不透明，患者难以理解、医疗保险难以验证。而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和医生更可能会利用信息不对称以权谋私，导致资源浪费乃至贪腐发生。
美国的医疗花费历来都是全球之最，每年占GDP比重近20%。美国医疗服务的提供和支付主要由私人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来承担，医疗服务价格不透明正是产生过高医疗费用的重要因素。
一项对美国医院的价格调查显示，参与统计的53家医院心脏搭桥手术的报价平均约为15万美元，最低4.4万美元，最高达44.8万美元。
在医疗保险领域也同样如此，由美国政府出资的老年医疗保险的支付额比较合理，但对于完全相同的医疗项目，商业保险的患者则可能会支付高于这个费用2至23倍的金额。
由此可见，医疗价格不透明给医疗费用极大的操作空间，这最终造成美国的医疗体系极其臃肿。
中国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医疗价格不透明则在医疗机构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尤其是在药品、耗材和设备采购和使用环节，医疗机构要比患者、医保基金都更了解产品的治疗效果和应有价值。医疗机构就有动机利用这种信息优势在采购环节以权谋私，或在诊疗环节使用大量利益相关的高价药品和耗材。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披露的典型案例可见一斑：一台进口价1500万元的医疗器械直线加速器，医院以3520万元的高价采购，院长竟从中收取1600万元回扣。
院长作为“一把手”拥有决策权，科室主任等中层干部也对药品、器械的评价和使用起到重要作用，是行贿者“围猎”的对象。此外，低级别从业者可能通过违规行为获得非法利益，比如基层医生通过手中的处方权向医药代表换取回扣。
02
强制性信息披露
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关键
如何破解医疗领域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答案很简单，强制披露信息，让医疗领域的信息最大程度公开，把医院像上市公司一样监管。
新加坡的药品价格公开透明且中间环节较少，在流通过程中几乎无额外加价。
在采购环节，政府要求所有的公立医院都必须通过统一的平台进行医疗器械和药品的采购招标，采购价格通过市场化竞价的方式确定，供应商都能够公平参与竞争，避免出现暗箱操作或利益输送。
在流通环节，政府压缩流通费用，要求所有的公立医院药品一律采取零差率政策，不允许医院通过销售药品获利，保证患者在医院内购买的药品价格与其出厂价格一致。
此外，新加坡药剂师协会公布治疗各种慢性病所需药品的价格和补贴清单，以供患者就医时做出合理选择。
新加坡通过上述举措实现了医药分离与药品价格透明化，有效地防止了寻租的发生。
新加坡的医疗服务费用和治疗效果也同样透明，旨在促进医院间的公平竞争，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2004年起，卫生部公布各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价格，以此让公众了解比较在不同医院就医的成本。价格公开后，医院争相降价，例如准分子激光原地角膜消除术（LASIK）的价格下降1000新元。
而后2006年，卫生部进一步要求医院公布主要病种的临床治疗效果。以白内障手术为例，当时各医院的手术成功率差别很小（均达到95％左右），但收费标准却相差很大。疗效公开后，医院的定价逐渐趋于中间均衡点。
此外，2018年卫生部首次公布私立医院常见手术的收费基准，指导私立医院合理定价，以此抑制医疗费用的飙升。目前卫生部披露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常见治疗费用基准，包括手术费、费、医疗设施使用费和医疗咨询费等，费用清单详尽并且覆盖大部分治疗场景。
新加坡公开透明的医疗费用和疗效，极大化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让患者能够充分知悉诊疗的资费和效果，同时也倒逼医院降本增效并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以保持竞争力。新加坡公开透明的医疗费用和疗效极大地化解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让患者能够充分知悉诊疗的资费和效果，同时也倒逼医院降本增效并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以保持竞争力。
如果缺乏强力的监督和制度的约束，信息披露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新加坡在医院和政府层面均设置专门的程序以防微杜渐：
在医院层面，专设由来自不同科室的医生、药剂师、护士长和行政管理人员组成的药剂与药物治疗小组，负责检测医生给患者的用药剂量和用药安全等问题，避免出现过度用药；
在政府层面，在政府层面，卫生部专设医药理事会对医生名册和行医资格进行管理和监督，以此约束医生乱开处方的行为。
此外，政府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将反腐败法律的作用对象由公共机构扩展到私营机构，医生收回扣或收费过高将面临严厉的处罚。如新加坡名医林美丽在为一名文莱皇室成员治疗乳腺癌时开出2520万新元的医药费，遭到卫生部调查，面对94项收费过高的指控，被吊销执照3年。
新加坡通过公开披露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使得医疗体系拥有极高的透明度。同时，采取全民监督、医院自治、立法监管多位一体的强约束手段，把全部的医疗费用置于阳光之下，最终促成新加坡医疗体系的价格兼顾市场性与合理性。新加坡医疗体系提高透明度的系列措施，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由于医疗领域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寻租、腐败和资源浪费，非常值得我国借鉴。
03
医疗中的信息搜索问题
医疗体系中的另外一个信息问题是有医患之间匹配的难题，即所谓的“搜索”问题。
疾病有轻重缓急，对应的医疗服务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医生则有职称和经验高低之分，专业水平也有差异。
患者去看病应该找合适的医生，最理想的匹配方式是：得了小病找普通医生，罹患大病、重病找资深医生、名医。这样医疗服务和医疗需求可以精准匹配，既可以减少诊疗资源浪费，又可以提高患者满意度。
要想提升医患间匹配的效率有两条路径。
一是通过实施严格的分级诊疗制度，把常见病、慢性病的患者就医问题解决在基层卫生机构，其余的再通过转诊介绍到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形成合理的就医秩序。
二是利用IT技术实现医患精准配对，通过线上诊疗、互联网医院等方式满足广大患者多元化的医疗需求，给大医院合理分流的同时，增加偏远地区的医疗可及性。
分级诊疗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成熟，通过将医疗体系有序分级同时实施基层首诊制度和双向转诊制度将患者分流，以达成合理的就医秩序。
以英国为例，其医疗体系分为初级保健、二级、三级医疗服务。
初级保健主要由社区的全科诊所提供，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包括日常健康管理、常见病和慢性病诊疗及出院后的康复治疗。
二级、三级医疗服务主要由综合医院提供，负责重症、疑难病患者的治疗和急诊，医院不设普通门诊，只设专科门诊并提供住院服务。
除紧急情况，居民患病后必须先去全科诊所首诊。如病情严重，必须经全科医生转诊推荐，才能到上级医院接受专科医生的治疗，否则医疗保险将不予支付。
患者在综合医院经过治疗后如有需要，再转诊回到全科诊所进行康复保健治疗。
分级诊疗结合患者病情的不同程度、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将患者在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之间进行转诊，最终实现“小病到社区、大病上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合理匹配。
英美的医疗体系通过明确的分工，使基层全科诊所作为初级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在分级诊疗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承担了整个医疗体系的“守门人”职能。
大部分患者的需求在全科诊所就得到了满足，分级的医疗服务体系使患者能精准就医，医疗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基层首诊制度有效维持了诊疗秩序，英国和美国通过全科诊所分别过滤掉90%和75%~85%患者的就医需求。
双向转诊制度保证了医院和基层诊所之间的紧密连接，使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形成高效运行的医疗体系。
我国当前分级诊疗制度不完善，医疗体系中“有分级无分诊”的情况使得医疗资源配置的缺乏效率。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和成本的限制，患者天然地想去最好的医院，选最好的医生，这必然会导致就医秩序的倒置。
2022年，数量占比94.9%的基层医疗机构仅承担了50.7%的诊疗任务，2.3%的一、二级医院承担了16.7%的诊疗任务，而0.3%的三级医院承担了高达26.5%的诊疗任务。
大量的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未能实现合理分诊。而大型医院则人满为患，顶尖医院就更是一号难求，也无法聚焦于攻克疑难病症。
显然分级诊疗制度未充分发挥作用，医患之间没有合理匹配，医疗系统效率低。
虽然自2015年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分级诊疗制度实践，地方也因地制宜积极探索了不同的分级诊疗模式，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医联体、慢性病管理等，但分级诊疗的落地仍需更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支持。
医疗是刚性需求，资源的不足以及配置效率低导致传统医疗服务无法有效满足患者需求与医疗资源之间的有效匹配，而这个问题通过互联网可以得到极大改善。
互联网早在多个领域展示了其匹配功力——搜索引擎匹配人和资讯，婚恋网站匹配适婚男女，电商平台匹配消费者和零售商等等。
同样，医疗领域的匹配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解决。
首先，互联网医疗平台可以作为医患之间的桥梁，汇聚大量的优质医生资源，用强大的计算能力和精妙的算法，自动把对患者的需求解析出来和医生擅长的治疗领域做最优化的匹配。
这种对患者的精准分导诊，和分级诊疗本质是一件事，目的都是让患者找到最合适的医生，只是互联网平台用更高效、更智能的方式实现了。
同时，患者可以根据就诊体验给医生的服务进行评分，监督和促进医疗服务的质量提升，形成医患间互动的良性循环。而平台用于医患间匹配的算法还可以根据患者真实评价信息优化迭代，助力进一步提升医生和患者配对的精准度。
其次，互联网医疗服务可以分流掉大量非必要前往医院的患者，同时增加偏远地区医疗的可及性。
一方面，互联网医疗可以提供便捷且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因此能够过滤掉多数病情不危急的患者。对于常见病、慢性病、复诊患者，在线咨询、视频问诊、电子处方、药品配送等远程服务省去等待时间和就医成本，也让医院腾出来更多医疗资源给重症、疑难病患者。
另一方面，互联网医疗解决了地域和资源的限制，增加了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医疗可及性。对于罹患重病却身处医疗资源匮乏的地区无法找到名医，可以通过互联网医疗平台找资深专家看诊，甚至能开启多个专家会诊。由此可见，互联网医疗不仅能实现精准的医患匹配，还拓宽了就医渠道促进患者分流，对于解决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有着重要作用。
实际上互联网医疗作为整个医疗体系的有机补充，已成为患者获取医疗服务的关键一极。
截至2023年6月，中国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到3.64亿人，占总体网民的33.8%。随着患者线上问诊习惯逐渐养成，互联网医疗的普及度还会继续提升，未来仍有巨大发展潜力。
我国已涌现出多家互联网医疗巨头，凭借着丰富高水平的医师团队和便捷多元化的在线医疗服务，成为了患者诊疗选择的重要入口。2022年全国的三级医院诊疗量22.3亿人次，仅阿里健康、京东健康、平安健康三家互联网医疗平台问诊量就超过3.36亿人次，相当于全国三级医院总诊疗量的15%。
与此同时，传统医疗机构通过互联网等IT技术的赋能，大幅提高了医疗服务的效率，并且将医疗服务延伸至院外。
一方面，联网医院信息化系统的快速建设破解了由于医院信息化水平不足造成的就医难题。比如挂号预约和在线付费等网上服务解决了挂号、候诊、缴费排长队的问题，电子病历和医疗机构间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解决了重复看诊的问题。
另一方面，互联网医院拓展了医疗机构的服务形式，让高质量的医疗资源下沉，也扩大了患者的就医范围。近年来高水平的公立医院，都在加速推动互联网诊疗服务，提高自身诊疗效率的同时带动区域医疗机构协同联动。截至2022年底，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中，55.5%开展了预约诊疗，65.8%开展了远程医疗服务，88.2%参与了同级检查结果互认。
随着我国互联网医疗的快速渗透，以及分级诊疗体系与配套政策的完善，未来医疗服务和医疗需求有望更加合理地匹配，医疗体系的运行效率将大幅提高。届时完全有可能构建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比较领先的现代化医疗服务体系。
